邓娟

“在古代,我们不短信,不网聊,不漂洋过海,不被堵在路上,如果我想你,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,去牵你的手。”有感于现代通信便捷而爱情表达却迟钝,擅长说话之道的蔡康永在微博写下76条“给未知恋人的爱情短信”。

现代人有时候不懂表达。《非诚勿扰》某期节目讨论爱情语言，女嘉宾争奇斗艳,用上了俄语、意大利语、西班牙语、德语、法语,但来来去去不过是对中文“我爱你”直接翻译。1960年代生人的黄菡补充了两个版本:如果表达I love you,张爱玲会说“原来你也在这里”，读红楼梦的刘心武是“这个妹妹我见过”。一旁的宁财神接口补上一个鲁迅版:吴妈,我想和你困觉。

这三则背景不同、身份各异的爱情表达范本,都来自白话文的贡献:《红楼梦》是古白话,而鲁迅和张爱玲是现代白话文写作的翘楚。

“在中国,现代浪漫爱是‘五四’新文化运动的产物，‘五四’新文化运动不仅改变了中国人对社会政治发展的一般见解,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人对男女感情的看法。”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写道。

如今,我爱你的情境发生更符合愚人节而不是情人节。爱情的表达是千篇一律铺满鲜花和蜡烛的“十动然拒”,是爱无能、情无趣。

“知识我也不要,名誉我也不要,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,一副白热的心肠!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!从同情生出来的爱情!”白话文运动第七年,郁达夫借《沉沦》喊出一代人的情感需求。

年轻人是爱情先锋队。黄埔军校的政治课堂上,曾为《新青年》撰文的中共党员高语罕点拨学生:“同学们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,也许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没有对象的未婚者,以我在学生时代的经验,用文言文写爱情信,不如用白话文写爱情信,这是最能表达内心情感的，诸位努力写吧!”

白话文时代的爱情表达不再是“一方素帕寄相思,横也丝来竖也丝”的猜谜语。白话文运动最盛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,诞生了“民国四大情书”经典。

当鲁迅与许广平异地谈情,这位正经的先生对前女学生、现女朋友表忠心:“听讲的学生中有女生五人,我决定目不斜视,而且将来永远如此,直到离开厦门。”这些信后来结集为《两地书》,鲁迅在自序中称: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,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,不外乎是对学校风潮、饭菜好坏、天气阴晴等信笔写来。

当徐志摩示爱陆小曼,最最新潮的读者恐怕也脸红心跳:“龙龙，我的肝肠寸寸的断了”;“我唯一的爱龙,你真得救我了!这几天的日子也不知怎样过的,一半是痴子,一半是疯子,整天昏昏的,悯悯的,只想着我爱你”;“龙呀,我想死你了,你再不救我,谁来救我?”

当朱湘隔着太平洋想念刘霓君,指腹为婚的旧式婚姻也焕发崭新爱情的活力:“你说我的信很可爱,这是因为你是一个可爱的人,所以我写给你的信也跟着可爱了。”

当沈从文苦恋张兆和:“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,行过许多地方的桥,看过许多次数的云,喝过许多种类的酒,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”

不在“四大”之列的朱生豪,虽被朋友笑谑为“没有情欲”的木讷书生,言情起来却比谁都极致-“我是宋清如(朱妻)至上主义者"。

浪漫春光苦短,战争以不可控力洗劫爱情格局。20世纪50年代的爱情模式不是我爱你而你恰好也爱我,而是先结婚后恋爱开展革命伴侣生活,当漂亮的文工团女演员被分配给一个个胡子拉碴的“石光荣”,能够说的也只有“服从组织安排”。